当地电视台播报了一则新闻事件，报道两位老人面对正在行凶的歹徒下跪，下跪老人因及时报案，很快抓获凶手，公安机关给予老人奖励，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判定老人为见义勇为行为。不料节目播出后却引发一场争议。

争论的正方认为，面对歹徒的抵抗意味着失去生命，丧失了生命也就不能及时报案，不能及时报案必然使公安机关失去抓捕罪犯良机，更有可能使罪犯继续伤人；面对歹徒明知抵抗不能，下跪虽然意味着放弃抵抗，忍受屈辱，却保存了可贵的生命，为尽快破案赢得机会和时间，更重要的是终止了犯罪，保护了更多的生命，包含了智慧和勇气。

反方则质疑道，上跪天下跪地，三跪父母，这是天理，此外天下再无可跪之事、可跪之人、可跪之理。至于报案、抓捕、有效防范进一步伤人，毕竟是人间事理，因为与下跪求饶这样的天理相悖，显得有辱人格太过下贱，怎么能提倡甚至表彰如此卑贱的行为。

吴为却因此想象，在人间，生命与天理，竟然发生如此尖锐的对峙，让人间的是非标准，难以测量，甚至觉得尴尬难堪。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千年形成的古老欣赏模式发生冲突，似乎只有抵抗致死，淋漓尽致地挥洒生命，才是勇为义举。不要说屈辱的下跪，而且其中也含有妻子对丈夫的保护义举成分，就是临机应变的智斗，让人觉得也掉了层次、减了水分，有失含金量，也就不象真正勇敢的义举那样，让人欣赏，值得称颂。在这种古老的欣赏模式中，生命也就变的无足轻重了，只要舍生取义，甚至不必计较义的大小、价值含量的高低。

其实，在生命面前，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放弃？珍惜生命、保护生命，也应该属于天理一极的准则吧。生命和人格的尊严，比较起来，是让生命服从于人格的尊严，还是牺牲生命去捍卫尊严？

但愿人间少出现一些让生命与尊严尴尬对峙的时刻，让二者和谐相处；使人间少一些险恶，多一点温馨和宽容；少一些残暴，多一点仁慈；少一些情感用事，多一份理智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