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大唐统治天下，当然是大有帮助的，选用更适合朝廷需要的经典注释，有益于朝廷。

“臣认为五经正义历时三十余年，如今既然已校定完毕，那就应当立即刊印颁行天下。而且臣还建议，可将此五经正义列为标准，规定以后科举考试经典部分亦必须按此答卷。”

李治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可再刊印五经正义一万套。”

大唐奉行的是儒家九经，比起汉家的五经要多出几本经典来，不过五经也是基础。

这套书可是好不容易完成的，从贞观初到现在，好不容易编完，并校定完。

按正常情况，这套书完成后，会由秘书省著作局抄写几套，分藏于朝廷的几大馆阁之中。

但是现在既然有了印刷术，当然可以刊印发行了。

儒家的这五本经典，成书年代早，文字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祥，因此后人学习起来有很多困难，于是后来学者大儒们流行为经书作传、注，可一部经书又往往有各执一说的多家传、注，后人更不知道该听哪个的。

大唐编的这套五经正义，就是要从中选出比较好的注本，摒弃其余杂说，对前代的繁杂经学解释进行一番统一整理，又因为前代的注本，也有难解之处，于是还要对传、注，又加以疏通解释。

这其实是一套工具书，专门用来解读学习五经的工具书。

这套书，包括《周易正义》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

总共一百八十卷，可谓巨编。

特别是不但有孔颍达等大唐名儒，还有如于志宁、长孙无忌等许多重臣参与增损。

“好，五经正义交于印刷局刊印，然后发行天下，以后凡士人应明经科，均须诵习儒经，义理全据五经正义所说，否则就视为异端邪说。”李治拍板。

朝廷科举几十科，但以明经为主，九经和五经正义为考试必用书，那么这套书的思想理论对唐人将会有巨大的影响。

李逍也是知道些这些儒经的哲学思想的，比如周易正义里宣扬的是先道而后形的唯心论，而礼记正义这本书，宣扬的则是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

这就是统一思想。

汉以来，朝廷信奉儒学，以儒治世。儒家经典是儒家的根基，而经学又是儒学的表现形态，通过注解经书，表达的是一个时代知识群体的理想、追求、思想旨趣和价值观念。

可以说，统一儒家经典注义，其实就是在统一天下人的普世价值观，通过支持宣传那些对朝廷有利的价值观思想，进而达到更牢固的统治。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李世民当初搞这套巨编，其实也是把被士族垄断在手里的学术权，收归到朝廷的手里。

朝廷一套五经正义编成刊行，那么这五经的解释权就不再是在那各个士族之手，而是在朝廷之手了。

“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地给地，朕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成效。”

“一万套九经，朕所欲也，一万套五经正义，亦朕所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