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二十分钟，当吉普车驶入武汉市公安局的大门时，许文梅的脸色更加苍白。她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切成两半，感觉死亡正如铁钳一样夹住了她的全身。她感觉自己就像傻子一样又跳进陷阱里。出现在眼前的，几乎就是一条死路呀！她也许会被枪毙，或者永远被关在监狱里。她觉得这个结果，是她自找的！

她很快被带进一个小房间里。她立刻看出这是一间问讯犯人的小房间。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外，没有任何东西。她明白，她此时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

几分钟后，杜自远走进小房间里，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他的声音很轻，问：“许女士，你的脸怎么了？”

许文梅哭了起来，眼泪不断地流下来。她说：“是赵明贵打的。他跟我要台湾发来的电报。杜先生，我没有给他。他就打我，几乎把我打死！他手里还拿着一支枪！”

杜自远盯着她，疑惑地问：“什么电报？”

她哆嗦着说：“是台湾发来的电报，夜里十二点刚收到。是……是命令赵明贵逃跑的电报。杜先生，我没有给他。他差点把我打死！”

杜自远谨慎地盯着她，“电报在哪里？你带来了？”

她的一只拳头慢慢伸到桌面上，却仍然紧紧地攥着。她全身都因此哆嗦着。这是她最后一次犹豫，但她再犹豫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她慢慢地松开手，亮出手心里被攥得皱皱巴巴的电报。

她说：“杜先生，这就是台湾来的电报，今晚刚收到的。我交给你。”

杜自远拿起电报，小心地展开，至少阅读了三遍，然后抬起头说：“许女士，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这个举动，可以算是起义。政府的政策是，对起义有功人员是要宽大处理的，另外还有奖励。”

许文梅到了这个时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杜自远又说：“但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还要住在这里。会有人对你问话，希望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不夸大也不缩小。”

许文梅点点头，轻声说：“杜先生，我知道，我一定配合。”

但她心里，却仍然十分纠结，拿不准她今天做的事是否正确，更拿不准今后的结果究竟是什么。这个纠结，几乎整整陪伴了她一生。

从这一天起的一个月之后，许文梅终于离开了关押她的武昌拘留所。她的口袋里装着政府颁发给她的“起义投诚人员证明书”，还有五百元奖金。

临走的时候，她问公安局的葛处长，她说：“对不起，我想问一下，那个赵明贵，他现在怎么样了？”

葛处长沉默一下，说：“他被判了死刑，前天执行的。”

她脸上没有表情，冰霜一般冷漠。她在转身时自语道：“我猜到这个结果了。”

许文梅没有再说话。她独自一人离开了武汉，去了乡下。她男人居住的乡下。

当她终于拉着男人的手，抱着已有八岁的儿子时，她幸福得满脸都是泪。

从这一天起，她和她的男人，后来还有他们的儿子，一直在田间劳作着。他们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在南方泥泞的农田里艰难地操劳着。

她晒黑了，手上长满了老茧。她像个真正的农民一样，穿着一身旧衣服。早上起来，头发零乱地披在额头上，她也只是用手指拢一拢就算了。但他们的日子却过得非常贫困。他们仔细地计算地里的收成，计算一家三口的衣食支出。夏天时，为了节省灯油，他们吃完晚饭，一家三口就并排坐在门框上，望着天上的星星，也商议明天的农活。

许文梅在这样的时刻，就在心里想：“阿贵呀，日子虽然很穷困，很艰难，可是我还活着。你呢，却死了。”她就这样安慰着自己。

但是，几年之后，情况就很不好了。她被许多造反的人扭着胳膊游行示众。人们斥责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历史反一革命。她的“起义投诚人员证明书”一点作用也没有，反而被人撕得粉碎，扔进火里烧了。在批斗她的会上，有人狠狠打她一耳光，她满头的乱发飞舞起来，遮住了眼睛。有人重重的一脚踹在她的肚子上，她仰面跌在地上，很久缓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