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王安石并没有马上全部接纳这些意见，但是我知道皇帝已经倾向于接纳了。他现在已经开始习惯于我总是对的，并且我想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和他说的那种更先进的武器。在几天后的另一次会面中，我向皇帝指出钢铁工业是那种新式武器能诞生并且列装军队的基础，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钢铁工业。

皇帝对我建议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虽然有些地方他觉得是多此一举了。另外保守派的几个大臣在读了这篇建言后，都表示支持。当时的保守派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顽固派，而是稳重派，他们自然很能接受我的观点，我这份建言不仅可行，而且有“仁者之心”，司马光更是早就认为我是“少年老成”了。这个时候，就皇帝可能也有所察觉，我其实已经和保守派有了一种默契的战略同盟关系，他们需要我来牵制王安石不要在某些方面太激烈。另外因为我巧妙的提出设立新的机构，就没有什么祖宗之法可言，他们更不会过多的牵制我，何况我在他们眼里，和士大夫是一体的。

而钢铁事业的出现，虽然只是上缴百分之三十的利润，但是一些精干的大臣计算后，即便是按我提出的对国内市场那种过份低廉的价格，也能发现这百分之三十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却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明言，这种状况更让一些保守派大臣把这个利润说得更大声了。这个利润在头几年时间，可能达到数百万贯……而之后，我就希望籍此巨大的利益诱惑，引诱大宋朝廷制定海外倾销的政策了。

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皇帝终于通过了我的建议，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各生产基地的总管其实是一个大大的肥缺，而且工部的钢铁曹更是工部第一肥缺了。吏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人潮涌动了。不过工部的人选，我向皇帝推荐了杜子建，这个人毕竟最熟悉我的想法，而且对我也更加信服。而段子介被皇帝赐进士及第，去了四川，我要他带着最好的工匠去主持攀枝花的钢铁基地，在那里我要造火枪。别的位置，就与我无关了，制度已经定下，只要官员不太差劲，就不会有大问题，何况我还有段子介这个样板在，如果他们干得差，更好让我将来把段子介推向更好的位置。

至于李一侠，我却暂时离不开他。刚刚替帝国打下了钢铁工业基础的我，这时候已经不得不正面和王安石新法交锋一次了。王安石的市易法连水果都要由政府来卖，这也是他一直不愿意明确支持我的钢铁制品民营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则和他的那些政策简直冲突太大。我估计管制钢铁专卖署在他看来，不过是我和他妥协的一种让步。

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有感于免役法和市易法的祸害，特别市易法对我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后，我频繁的和司马光、文彦博等名臣交往，商讨对策。文彦博对于市易法简直就是完全看不下去了。他不知道的是，如果没有我的出现，在这时候，王安石已经开始组建特务组织镇压舆论了。

另外，在八月的时候，按历史的正常发展，王安石将颁布方田均税法，这一系列的新法，包括五月份刚刚颁布的保马法，王安石成功的把国家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头上，导致农民大量破产。而方田方田，根本没有什么可行性，十几年也不会方清，只会给百姓更大的负担。王安石正是通过这一年的政策，把大宋国内的民怨激发到顶点，并且成功的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把北宋一步步推向灭亡的深渊。

李一侠替我不断的来往旧党名臣的府邸，讨论拯救黎民苍生的对策。在私下里，他甚至曾经给我出过主意，要求设置阴谋来陷害王安石。王安石的倒行逆施，旧党毫无应付之良策，现在整个大宋的清流，全部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如果不有所作为，毫无疑问会让天下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