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材料可以得知，以往的族群理论研究中，族群边界被僵硬地结构化，成员身份是确定的，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问题关注更多，生态的制约性因素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像洮州这样不多见的冰雹带生态制约性也是缺少研究的。常见的案例是，在生态资源的竞争中，一个群体通过强调特定的文化特征来限定我群的“边界”以排斥“他人”;或者是表现博弈中的互动，产生结构的边界。然而，洮州的案例却说明在生态压力下，跨越族群的共生意义与诉求超越了通常排斥他人的族群边界，说明族群边界的维持没有成为构建一体化组织的障碍，而是显示了文化多样性的扩展。当长久生态灾害与危机成为不同族群共同面对的首位因素时，人类不同族群之间越界合作的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不仅跨过族群边界，还会超越历史宿怨。

洮州青苗会在结构上所呈现的文化的兼收并蓄，表明维持边界的文化特征也是可以改变的，因而成员的身份也随之变化，边界的移动成为可能。长风君的研究说明，族群作为归属性和排他性群体的人类学表述不一定是通则。洮州青苗会如何被文化地生成，为生态所型塑，它又是如何反过来以组织行为去影响文化和生态，实在是耐人寻味。在持久的生态压力之下，在不同文化互动的地方，人们希望减少这些差异，互动要求生产出符号和价值的一致性，于是获得了建立跨族群组织的根本缘由。其中，由地方龙神信仰涵盖并生成的跨族群认同感，加上因生态压力而采取互助行动的紧迫感，成为维系洮州冰雹带人们共同体的动力。

与华北的青苗会，以及华南宗族组织相比，洮州青苗会容纳着多种文化元素和不同的族群成分，在正式的组织结构以外存在着仪式联系的跨族群村落组织。青苗会不仅在一些地方和宗族的亲属系统糅合，而且它能够跨越族群边界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社会互动。

生态压力之持久性，合作与互助行动的迫切性，通过仪式孕育了乡村之间与族群之间的凝聚力。这本专著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从汉族社会的常见主题出发，考察和解释跨族群的、超宗族的一个协同互助的组织框架是如何形成的。显然，作者为我们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类学研究大型生态—社会组织的中国经验。

2009年4月6日

于北京景山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