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为什么谈及文化和社会变迁时总是与革新和技术等词汇联系起来呢？因为经典人类学关于文化变迁的推动方式，强调变迁无非来自文化内部的推动和对文化外部影响的回应两种方式。当革新和技术的传播(diffusion)成为可能时，社会与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民国以来的中国进入了急遽变化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促使社会结构进行文化和社会变迁。自20世纪80年代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新技术的大量引进，中国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变迁时期。文化变迁的内部根源常与新观念、新技术这些新的文化特征相关，技术一经广泛采用便产生新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新质，从而改变旧有习惯、文化行为和生产关系。

8.3.1当“兰驼”代替牛车之时

“兰驼”是当下西北农村最常见的农用机动车。前文已经说过，搬场具有生产互助和民俗节庆的双重性，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紧张的农事工作，使用速度和容量大为提升的“兰驼”后，收获物在很短的时间里搬运完毕，这大大缩短了劳动过程，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技术的使用是有限度的，比如山乡狭窄的道路不能同时容许两辆车并排而行，驾车人出于安全考虑必须就范于技术附加给他的交通秩序，而不能一味追求传统竞赛的乐趣。过去搬场的驾车人要穿上节日的盛装，牛和牛车都要精心地装饰一番，现在那些审美意义的装饰根本不适于机动车和满手油污的驾车人。在搬场中，“兰驼”的使用改变了互助行为的文化形貌，包括习俗、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

在传统乡土社会，一些互助协力的工作总是和音乐、歌唱的节奏性联系起来。打夯和碾场是乡间最常见的节奏与协力配合的工作，洮岷夯歌唱道:“打夯的把夯打，二呀二十夯，夯夯嫑落空呀!”劳动号子是用优美的曲调来协调工作者身体的节奏，碾场号子唱道:“牛拉拉，撒得欢，场里碌碡转得圆，粮食满柜满篅沿。”这些优美的曲调带给人愉悦，人们感觉劳动真美、合作真美。机器的使用削弱了人们的审美本性和人际互动。曾几何时，电夯代替了手工的石夯，“兰驼”代替了牛车，机器“突突”的轰鸣声浪取代了有韵味的劳动号子，屏蔽了自然的节奏、愉悦的分享，乃至真实的人性之美。

一些地方神灵有巡境的义务，因为他们是地方官的象征。地方官的交通工具是代表其地位的轿子，所以无论华南的保生大帝还是洮州的龙神，巡境必乘轿。可是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汽车和拖拉机的普及已经改变了过去神灵单纯依赖轿子为交通工具的做法。在洮州，5公里以内的路程，龙神会按传统方式乘轿巡游，如果超出5公里龙神很可能选择机动车取代乘轿。这不是说神不愿乘轿，而是人不愿抬轿。北路冶力关常爷会离新城55公里，在1958年“反封建”以前，参加迎神赛会是用八抬大轿抬着常爷进城。从冶力关到新城的途中分布着常爷的马路，马路上的村庄看见佛爷到来要选派16人送到下一个马路村庄，55公里的沿途出现接力赛的情景，神圣的仪式活动也逐渐展开，每落脚一村，龙神给该村祈福送吉，这个村庄如过节一样，这一过程持续四天才到达新城。青苗会和迎神赛会重建以来，龙神在享受交通工具的便利的同时，疏离了村落情谊，扩大的社会关系因交通工具的改善而离散。我想这种变化本身是一种适应，它以长距离的社会关系缩减为代价，实际上增强了组织内部的结构稳固。

我对技术的影响说了很多负面的作用，它的积极作用，比如提高了互助的效率，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闲暇，这是能够体验到的。比如交通工具的进步是节省时间和压缩空间的手段，汽车和拖拉机是以增加速度和拓展空间的方式节省了时间，并扩展了社会联系。尽管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改变了过去的文化形貌，这多少有些悲情的成分，但文化的失落感与技术带给人们的幸福相比，人类学还能做悲悯之想吗?下面关于人工防雹的例子说明技术在减少灾害的同时，并未影响文化形貌，而是技术与文化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