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以前负责在中国地区传教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利玛窦的去世，南京耶稣会的传教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玛窦培养传教士熟读汉文典籍，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转而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

身为耶稣会传教士之一的谢务禄，没有离开中国。他使用了新的中文名曾德昭，掩饰了自己的身份，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进行旅行。他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开展传教工作，宣传所谓的“天主的荣光”。另一方面，则是为西班牙殖民者，搜集有关中国各个方面的情报资料。

他在江南地区的活动过程中发现，一家新成立的机械公司，在向江南地区的各种工坊推销新的，名字叫做“真气机”的先进机械。同时，他也发现了停泊在南直隶镇江府码头上的，王书辉新成立的江北船厂生产的蒸汽螺旋桨轮船。

对于机械技术非常敏感的曾德昭，马上就觉得，新出现的动力机械是个很重要的情报。在此之后，他指使当地信徒打探消息，知道了无论是蒸汽纺织机，还是蒸汽轮船，都是在枝江县生产的。得知情报的曾德昭就马上动身，前往枝江县，希望搜集到相关的详细情报。最后，在情报搜集的过程中，被王府镇执勤的士兵抓获。

在王书辉看来，传教士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人的文明优越感或者说，西方人的文明优越论的思想在起作用。说白了，传教士就是西方人在骨子里对其他人种和人类的一种蔑视的表现。你是野蛮人，你的国家是野蛮国家，你的文明是野蛮文明，所以，我们这些白皮猪作为文明人，作为文明国家，作为先进的文明，就需要让这些传教士来传播文明的基督教，教给你们这些野蛮人野蛮国家以先进的文明和制度。

白皮猪们还真是吃一百个豆都不嫌腥的猪脑子。从殖民时代开始一直到现代世界，西方人的优越感和自以为是仍然没有改变。动不动就说别的国家如何如何，动不动的就指责别的国家如何如何，丝毫不理会自己裤子里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的米田共。自己国家里动不动的就游行、罢工、种族歧视，他们自己好像眼睛瞎了一样的看不到。

在王书辉看来，在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西方白皮猪说什么”中国正在野蛮化”，弄些给殖民侵略者当探路者的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外国的宗教、文化和思想，还算得上是有情可原。毕竟，清王朝时代的中国，确实陷入野蛮化的文明倒退之中了。可是，在明王朝时代就开始弄那一套，就让王书辉不怎么想的明白了。

要知道，在这个时代的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人类历史上最为愚蠢和蒙昧的中世纪的刚刚结束不久。欧洲白皮们刚刚捡起老祖宗们的东西重新学习。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还没有结束，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还没见到影子呢。距离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还不到二十年呢。

在欧洲白皮们身上野蛮人的皮毛还没有褪尽，还把洗澡看成是导致疾病会死的事情，并作为医学常识的情况下，把香水作为阻挡自己身上的恶臭手段，把高跟鞋作为躲避在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米田共和污水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些白皮猪居然还把有着高等级文明的中华民族，当成是野蛮人。

他们居然派了一群同样是浑身恶臭的，把放血作为唯一的医疗手段（西医把放血作为医疗手段使用了两千年。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就死于放血疗法。1799年12月13日到14日，几位大夫，给华盛顿放掉了近2500毫升血，就是人体血容量的一半，导致华盛顿死于失血性休克。可以说美利坚的创始人华盛顿，死于自己和医生的愚蠢，俗称“笨死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学刊，英国的《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的柳叶刀，就是指西医专用的放血刀）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播文明的曙光。

王书辉可不是明王朝的士大夫。他们看到那些传教士说中文，穿中国服饰，读儒家经典，就认为他们是仰慕中华文明，心向教化的外夷蛮族。

王书辉清楚的知道，这些传教士在骨子里是歧视和敌视中华文明的。从明王朝末期一直到现代社会的几百年里，这些西方侵略者的排头兵，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态度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是一直歧视和敌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

耶稣会传教士克鲁士，在他出版的书籍《中国志》里的《一五五六年中国人受到上帝的惩罚》一章中，提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发生在陕西的八级（或九级）超级大地震。单从文章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无论这些西方传教士如何羡慕明王朝的富庶和繁荣，他们骨子里都是抱着对中国的敌视和嫉妒仇恨的。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始终是异教徒、野蛮人。所以，他们才会把中国发生的天灾*，幸灾乐祸的说成是上帝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