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人是什么样的。我怕你们有人不知道，现在我就告诉你们。凡是身强力壮，满面红光，还有力气跳腾的，那肯定都是坏人。”

整理了一下军帽（浅灰色藤壳蒙帆布大帽，即盔式太阳帽，重庆谈判时主席戴的那种华侨帽），松了松下巴上的帽带，李凤鸣继续说道：“肯定有人问为什么这些人是坏人。我告诉你们，松滋的旱灾已经几个月了。几个月之后在流民堆里，还能满脸红光有力气的。那肯定是靠抢夺别人的救命干粮吃出来的。遇到这套号的，一律给我用枪托往死里砸！不要留手！”

肖定邦听了这话，立即就想上前制止李凤鸣的讲话。但是，他身边的崔守义却伸手拦住了他。看到肖定邦脸上的疑惑，崔守义慢慢的问道：“定邦同志，我问你，知不知道松滋县有多少人。”

肖定邦有些奇怪，他说道：“不是有通报数据么，松滋县是中县，人口大约也就在三万人左右吧。”

崔守义发现肖定邦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只好继续说道：“这三万人里，肯定绝大多数都已经是灾民了。将近三万的灾民聚集在县城周边，我们只有五十多个人，能够控制的了这么多人么？一旦出现骚动，造成的人员损失会更大。所以，哪怕真的委屈了一些人，总比大家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闹事，耽误了救灾，死掉更多的人强吧。”

肖定邦心里已经理解了教导长的意思了，可是在思想上，他还是有些想不通。所以他说道：“老师说了，我们是来救人的。救人总要尽量的多救。像李排长那样的办法，总会伤及无辜吧。”

崔守义一直知道自己的两个搭档，李凤鸣是个大大咧咧头脑又有些发木的家伙，而肖定邦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是喜欢搞教条主义，不知变通。所以，在很多时候，他这个教导长的工作，在开展过程中总是会多出些不该有的麻烦。

在崔守义的心里，这两个家伙都是属于那种没事找事的多事之徒。可是，对于这些人，崔守义作为一个政工干部，又只能做思想工作，而不能直接的批评。

虽然心里头对于肖定邦的顽固和李凤鸣的鲁莽充满了不满，但是，他还是温声的对肖定邦说：“救一百个人和救一个人，这是一道简单的题目。王老师说过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综合考虑，量化考虑。王老师的话总不会错吧。”

“我们执行这个救灾的任务，就是要像王老师说的那样，做综合的考虑，量化的考虑。牺牲一部分人，不仅可以稳定秩序，更可以提高我们救人的效率。你这么一想，十几，几十个人被打甚至被杀，却可以救几千上万的人。这样你就能把事情想通了。”

所谓教条主义，往往是一种刚刚参加工作，对于具体事务还不熟悉的年轻人喜欢犯的错误。教条主义的问题就是，它这个东西有迷信权威的倾向。所以，当崔守义祭出“王老师说”这个大杀器的时候，即使在思想还不怎么通，肖定邦也认可了崔守义的说法。

那边，李凤鸣已经完成了对大家的讲话。简单的整队之后，这一个排的士兵继续向县城前进。与此同时，另外四个排的部队，也从不同方面向县城周边进发。

越靠近县城，灾民就越来越多。大部分人都已经被饥饿折磨的脱了相了。每个人是一幅都有气无力的样子，一双无神的眼睛因为瘦的皮包骨头，显得特别的大。

李凤鸣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命令四个班组成一个防御方阵。在此之后，他才派出一个班的兵力，开始救援周边的灾民。

一块薄薄的“压缩饼干”（成块的军粮饼干切成的薄片），几口又甜又咸的水，这对于已经处于死亡边缘的灾民们，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不出李凤鸣的预料，在救人的过程中，果然出现了试图冲击部队，抢夺食物的人。要知道，对于饥饿的人来说，食物绝对是可以为之牺牲生命的东西。

但是，闪亮的刺刀和坚硬的枪托，可以很快的恢复许多人的神智。一方面有战士们向大家做出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雇佣的保证。一方面是刺刀和枪托。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顺从。

到了最后，除了一些老人和孩子是需要战士们帮助才能前进之外，很多人都主动的跟在队伍后面，朝着李家店的难民营走去。

不过四五里的路程，因为一方面要防备混乱的发生，一方面要照顾数量不少的孩子和老人。这四五里的路程走的，让第十营第二连第一排的战士们感到无比的漫长。

终于到了难民营大门口的时候，突然，大队的士兵从难民营旁边的驻地中快速的跑了出来。

李凤鸣一边组织战士们安抚被惊吓到了的灾民，一边在心中想着：“不会是出现了什么状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