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四月三十日，晴，接连近十日的大雨总算是消停了，久违的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脸来，倒也给阴霾的长安城带来了些光明，只不过城中的积水被日头这么一照，这便腾起了满城的雾气，更是加重了返潮的程度，屋内屋外到处湿漉漉地直滴水，弄得人身上也粘乎乎地难受得紧，室内是呆不住了，满城百姓但凡能得闲的全都涌上了街头，也不管街上积水未消，就这么趟着泥水逛着街，也不见得非得买什么东西不可，晒晒太阳便好，于是乎，整个长安城呈现出一种难得一见的繁华与喧嚣。 ≥

巳时正牌，人来人往的长安城北门外，一骑飞骑从远处疾驰而来，马上的骑士隔着大老远便狂喊开了：“急报，急报，让开，快让开！”丝毫也不因大道上人多而减缓马，那等凶神恶煞的样子顿时吓得聚集在城门口等着进城的百姓们四散躲避不迭，好一阵子人仰马翻的慌乱，然则，那名骑兵竟不顾众人的狼狈与慌乱，飞马冲进了城门洞中，径直奔城内而去，沿途溅起泥水无数，留下身后躲避不及的行人们一阵阵恶毒的臭骂声。

“出事了，一准是出大事了。”能把守长安城门的兵丁们眼睛都贼得很，眼瞅着那骑飞骑身上标示着紧急军情的标识，自是明白一准要有大事生，全都凑在了一起，一名年纪最轻的小卒忍不住率先出言道：“北边来的急报，会不会是圣上那儿……”

“放你娘的屁，陛下才刚出关，这仗都还没开打呢，能有啥事？尽他娘的瞎扯，真要出事，也只能是西北那头的事情。”一名络腮胡的军汉毫不客气地给了那小兵一拳，臭骂了一番。

“毬，西北那头有越王殿下在，能出个屁事，老子就不信薛延陀那帮狗贼能从殿下手中讨得了好去。”挨了顿训的小卒子自是不甘心，虽不敢还手，可嘴上却不依不饶地反击上了。

“是这个理儿，越王殿下绝不可能出事，王四儿，你小子嘴巴里少喷粪。”

“就是，谁都能出事，越王殿下那儿也不会出事，扯你娘的毬啊！”

“没错，谁敢说殿下出了事，老子跟谁急！”

……

一帮子军汉们早将越王李贞看成了军中不败之战神，哪能容得王四儿如此信口开河，顿时纷纷出言斥责了起来，闹得那个王四儿满脸子通红，却压根儿不敢随便开口辩解，眼瞅着大家伙都冲着自己来了，王四儿忙开声道：“可那急报明明是军报，如此紧急的军报却又是为何？”

为何？这个问题谁都答不上来，可都觉得其中必然不是啥好消息，一时间全都沉默了下来，再也无人敢随便开口，各自无趣地散了开去，只是人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忧虑的神色……

尚书省，位于长安城西大街，太极宫承天门东侧，占地面积几近百亩，为天下政务之总汇所在，尚书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东有吏部、户部、礼部三衙门，每衙四司，以左司统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衙门，每衙四司，以右司统之。时值天子征高句丽，诸后勤事宜繁杂，又因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长孙无忌及各部尚书皆随驾征东，各有司衙门皆因此而显得分外的忙碌，三辅政大臣不得不移驾至尚书省轮值办公，以决公务之疑难。

巳时一刻，一骑飞骑横冲直撞地冲开街上往来之人群，纵马赶到了尚书省门外，马上之骑兵不待胯下之马停稳脚步，便即翻身下马，与把守尚书省之卫兵略一交涉，匆匆行入了尚书省中，径直往兵部衙门所在地赶去，然则并未按惯例先到各司通禀，而是径直向兵部侍郎卢承庆的办公室奔去。

卢承庆，字子馀，幽州琢人，号幽忧子，隋武阳太守卢思道之长，孙隋河东令卢赤松之长子，其父与唐高祖李渊有旧交，贞观初，袭父爵，任秦州都督府户曹参军，因奏河西军事，太宗奇其明辩，擢拜考功员外郎，贞观十一年为户部侍郎，及贞观十六年废太子之乱后，接替越王李贞为兵部左侍郎，此番天子征高句丽，兵部尚书李绩，兵部右侍郎杨弘礼均随驾出征，京中军务调度皆由卢承庆一人提调，每日里忙得团团转，光是批阅各类公文便令卢承庆大呼吃不消，这不，今日一大早到了衙门之后，便即坐定在书桌后，愣是没起过身，始终埋头在一大堆的公文中，直到门口传来一阵喧哗声才将其从公文堆里惊醒了过来。

“何事喧哗？”卢承庆不悦地皱了皱眉头，冷冷地哼了一声。

“禀侍郎，相州刺史舒王李元名派人送来急信，小的让其先去兵部司报备，其强自要见侍郎，故此生争执。”把守在办公室门口的卫兵见房内传来卢承庆的询问声，不敢怠慢，忙大步行了进来，高声禀报道。

“相州？”卢承庆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之色，沉吟了一下，还是开口道：“让他进来好了。”

“是。”那名前来禀事的卫兵高声应答了一句，退将出去，须臾，领着一名身上满是泥浆的军汉走了进来。

“禀卢侍郎，我家王爷有急信在此，请大人过目。”那名浑身脏兮兮的军汉大步走入室内，双手捧着份公函，躬身行礼道。

李元名，唐高祖之第十八子，少有才名，及长则矜严疏财，始封谯王，后封舒王，有贤名，善理政，曾得李世民赞为“诸王之楷模”，而今已历三州刺史，实封千户，贞观十七年十月就任相州刺史，至今不过数月，然州已大治，在朝在野皆有贤王之名，非等闲州刺史可比，卢承庆虽不明舒王有何军务上的急事要报，却也不敢怠慢，忙挥了下手，示意卫兵将信件转接过来，信手打开了函件，只一看，登时就愣住了，倒不是这函件里所言之事有多么严重，恰恰相反，这信里头所载之事其实不过是件可大可小的事儿罢了——李世民东征，相州奉命调集粮秣以供军资，自三月以来，并无任何差错，然，四月二十五日，相州接司农寺调令，再次从粮库中粮四百石以为军需，在装船的当口，因民夫搬运不当，致使粮包破损，露出袋中所装之米，这才现这些米竟然都是陈粮，押运官方仁庆大怒之下，与相州府辩诘，双方各持一辞，互不相让，这才将此事闹到了兵部。

陈粮并非不能食用，而是因其米碎而黄，口感极差，一般而言只是用来当作饲料或酿酒之用，甚少用于人食，更别说用来充当军粮了——按朝廷惯例，各地粮仓中之存粮每年都要调换，将陈粮卖出，而后购入新粮以补足数额，新粮与陈粮之间价格差异不小，各地粮仓中的米耗子没少在这其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若是往日现了此事，自是得从根源上追查，以明定是非，该由刑部出面调查，实算不得太大的事情，可问题是此乃帝驾亲征之际，再小的事情也没人敢大意，无论是押运官方仁庆还是相州刺史李元名都不想承担贻误军机的罪名，双方立马就闹上了。按常理来说，调运粮秣属于户部与司农寺的活计，兵部只是管押运罢了，然则，如今乃是战时，军需上出了岔子，自然要由兵部出头来协调此事方可。

这事情麻烦归麻烦，然则却实在算不得什么天大的事儿，至少在卢承庆看来是如此，无他，当事人双方完全可以各退一步，先将陈粮调换为新米，而后再行定夺也不迟，完全没必要闹到如此相持不下以致于影响到军需供应的份上，只不过双方都占着理，谁也不肯退让一步，这才导致了如今的僵局——方仁庆乃是押运官，自是负有押运军粮之重任，当然不肯以陈粮充军粮，提出调换新米本就属该当之事，本身并无多大过错，而舒王李元名手中握有司农寺转来的相关调拨单据，也是按着调拨单开了指定的粮仓出粮，他自然不肯承担以次充好的过失，双方都不肯退让的结果哪还能有个好的，这事情一闹起来，也就有些子大了。